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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索然。冯达似乎想得更多些。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就此远走高飞呢?应该设法,到苏联去,或者到苏区去。你只能从事写作,别的工作于你不适宜……”我只答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尽管去了上海,却会不到熟人,找不到朋友。我单身一人能有什么活动!你全清楚,现在我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朋友。几个过去在左联的熟人,他们不会关心我,我也不会随便相信他们,当然不去找他们。你不要再说这些梦话了。”

    为着敷衍姚蓬子和冯达,我只能这样说,但同时,不管自己是否情愿,我必须着手进行党给我布置的任务,争取公开到上海去。我该怎样开始呢?我想不出好的办法,也无法预料前途的成败,我抱着茫然若失的心情大胆而又谨慎地开始自己的尝试。

    一天我对姚蓬子说:“母亲带两个孩子回湖南,已经几个月了。我真担心他们,不知他们怎么生活下去。我想按月给他们寄一点生活费。我应该找个事做,找个差事,谋个职业,挣钱养家。做旁的事我没有本领,我只能编编刊物。我想到上海去编个刊物,你看行得通么?”

    姚蓬子沉吟了一会说:“你要编刊物,我看国民党会一口答应,他们会给你一个刊物。”

    我说:“不,我不替别人编,是我自己编刊物。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去上海,我们合编。”蓬子摇头说:“这恐怕没有可能。”我说:“你不妨活动活动,试试看吧。”

    不久姚蓬子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我实在不愿去,但为着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只得去了。

    不记得是在徐的家里或是他的办公地方,我见到了徐恩曾。他说:“听说你想到上海去编刊物,可以的。你要编一个什么样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钱,要用些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帮助你。”我心里想,他们果然要利用我替国民党编刊物,我决不会干的。我答道:“我还没有过细地想,也没有具体的主张,我只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书店出版,自己编。”他说:“当然是你编,你自己编,不过有时候,大家商量一下。”我便说:“我想想再说。”这样,我们从徐恩曾那里出来。我对姚蓬子说:“他想插手我的刊物,我不能答应,我宁可不编。”

    这时,我就去找谭惕吾,我对她说,我想找事做,上海、北平都可以,到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机关谋个职位,可以领点薪水寄回湖南,养活母子。我请她帮忙。过了些日子,她回复我说,她的朋友顾颉刚先生正在南京。顾先生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组织通俗读物的编辑出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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