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我去正合适。但是顾先生希望我不再参加社会活动。这个条件我是不可能同意的。这样，自然就又没有成功。
我一方面感到懊恼，因为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公开出去活动，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我却又感到庆幸，幸而没有成功，我还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远走高飞，也许能到我向往已久的另一个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写信给上海冯雪峰，报告他公开出来已无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去。
不久，冯雪峰回信寄到方令孺家里，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接我。
三十起飞
离开南京前夕，我是在谭惕吾家中度过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钱旅费，她慷慨地应允了，但钱在银行存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这样我便睡在她家里。我手上原来还剩有十来块钱，离开南京时我把钱放在我桌子抽屉里，留给冯达。我希望在我走后，他可以用这笔钱回他的老家广东，离开国民党，不再在这伙狐群狗党淫威下苟延残喘混日子。他自己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这样表达过。
从我被绑架的第一天起，我恨他在敌人面前泄露了我们家的地址，我骂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面前的忏悔，我向敌人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开。同时我也警觉到，虽然在被囚禁期间，再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但我对他仍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一种无可奈何心情。特别是，长期以来我的真实的心情，急于想离开南京、重回革命队伍的心情，他是猜得出的，但他没有向敌人（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没有劝阻妨碍过我。所以在我最后远走高飞离别南京的时候，我早已告别了老母和孩子，这时更不会对他还有任何留恋；我只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离开南京回老家去越好。一九三八年我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工作时，收到他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广州沦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几个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这封信交给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看过，没有给他回信，谁知他后来是什么下场呢？
有了第一次走出南京的经历，这次应该大胆一些了。但实际内心仍是十分兴奋和紧张。到苏区去，对上海的美好憧憬鼓舞着我；恶劣的环境，危险的旅程困扰着我，我必须千百倍的细心、谨慎，决不能功亏一篑，让美好的希望付
我一方面感到懊恼，因为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公开出去活动，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我却又感到庆幸，幸而没有成功，我还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远走高飞，也许能到我向往已久的另一个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写信给上海冯雪峰，报告他公开出来已无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去。
不久，冯雪峰回信寄到方令孺家里，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接我。
三十起飞
离开南京前夕，我是在谭惕吾家中度过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钱旅费，她慷慨地应允了，但钱在银行存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这样我便睡在她家里。我手上原来还剩有十来块钱，离开南京时我把钱放在我桌子抽屉里，留给冯达。我希望在我走后，他可以用这笔钱回他的老家广东，离开国民党，不再在这伙狐群狗党淫威下苟延残喘混日子。他自己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这样表达过。
从我被绑架的第一天起，我恨他在敌人面前泄露了我们家的地址，我骂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面前的忏悔，我向敌人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开。同时我也警觉到，虽然在被囚禁期间，再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但我对他仍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一种无可奈何心情。特别是，长期以来我的真实的心情，急于想离开南京、重回革命队伍的心情，他是猜得出的，但他没有向敌人（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没有劝阻妨碍过我。所以在我最后远走高飞离别南京的时候，我早已告别了老母和孩子，这时更不会对他还有任何留恋；我只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离开南京回老家去越好。一九三八年我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工作时，收到他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广州沦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几个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这封信交给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看过，没有给他回信，谁知他后来是什么下场呢？
有了第一次走出南京的经历，这次应该大胆一些了。但实际内心仍是十分兴奋和紧张。到苏区去，对上海的美好憧憬鼓舞着我；恶劣的环境，危险的旅程困扰着我，我必须千百倍的细心、谨慎，决不能功亏一篑，让美好的希望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