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住在这里，不能出大门，怕有一天会暴露。我们考虑了，潘汉年的意思，如果你先回南京，设法争取公开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等等。我听了心情非常沮丧，不管到哪里，再苦我也愿意。我决心去陕北，也知道那地方很苦。我乐意去，就是不能再回南京。不管雪峰说的多么有理由，也不能说服我。我甚至又哭了。雪峰啊！你太不理解这几年我心灵的痛苦的历程；我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已经耗费尽了。我背负着的哪里只是一个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我见到了党的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满心以为你们会伸出手来拉我一把，送我远走高飞，怎么能还让我回到那个地狱里去！你太不理解人了。你只知道长征的艰难。长征自然是很难的，可是你们是一支队伍，是无数亲密的好同志在一起，你们是在大太阳底下与敌人斗争。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煎熬！我们为这事几乎吵起来了。他再三向我解释，一时不能走，留在上海，又不能公开，又没有人照顾，的确为难。他为我分析当前的形势，说我们党正在与国民党谈判，要停止内战，要释放政治犯，要搞统一战线，要团结抗日。现在上海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和全国民众都在努力争取这个局面的早日实现。这一切都同过去不一样。这时如果你能争取公开来上海，出版一个刊物，你以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来活动，是可能做得到的。从你个人来说，公开活动比地下活动更好，更有影响。国民党不是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共产党员吗？那你就顺水推舟，可以装作你根本就不理解这些，很自然地到上海来公开活动。如不能到上海，就先到北平，总之要争取公开出来工作……他设想的办法很多，好像只要我愿意，就都能做到，他是以党组织的身份和我谈今后工作的，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我怎能不接受，不听命呢？入党时我的誓言不是说，要做一颗螺丝钉，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嘛。但这件事使我后来，甚至许久的后来，我都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对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对我的处境也不够了解。但当时我不得不含着眼泪接受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地向着南京走回去了。

    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