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但我决不会想到后来“***”竟因此对他大肆诬蔑，斥他为叛徒，以至挖坟掘墓、暴骨扬灰。他生前死后的这种悲惨遭遇，实在令人愤慨、痛心！
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很公正。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是不够健全的，一个革命者，想做点好事，总会碰到许多阻逆和困难。革命者要熬得过、斗得赢这些妖魔横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秋白在文学与政治上的矛盾，本来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矛盾的心境，在实际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其实，秋白对政治是极端热情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思想，都比较有兴趣”。“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秋白临终，还坚定明确地表示：“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他毕生从事政治斗争，就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了政治活动，他不顾他的病重垂危的爱人王剑虹。在“八七”会议时，他勇敢地挑起了领导整个革命的重担。他批评自己的思想深处是愿意调和的，但他与彭述之、陈独秀做着坚决的路线斗争。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愿当领袖的，连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难的严重关头，他毅然走上党的最高的领导岗位。这完全是见义勇为，是他自称的韦护的象征。这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自己又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我认为秋白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奋力冲上前去，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问题，乃是一个大勇者。在《多余的话》的最后，他说因
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很公正。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是不够健全的，一个革命者，想做点好事，总会碰到许多阻逆和困难。革命者要熬得过、斗得赢这些妖魔横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秋白在文学与政治上的矛盾，本来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矛盾的心境，在实际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其实，秋白对政治是极端热情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思想，都比较有兴趣”。“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秋白临终，还坚定明确地表示：“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他毕生从事政治斗争，就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了政治活动，他不顾他的病重垂危的爱人王剑虹。在“八七”会议时，他勇敢地挑起了领导整个革命的重担。他批评自己的思想深处是愿意调和的，但他与彭述之、陈独秀做着坚决的路线斗争。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愿当领袖的，连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难的严重关头，他毅然走上党的最高的领导岗位。这完全是见义勇为，是他自称的韦护的象征。这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自己又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我认为秋白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奋力冲上前去，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问题，乃是一个大勇者。在《多余的话》的最后，他说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