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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痛心了,他因病留在苏区,终遭国民党俘获杀害了。

    在这个期间,我在鲁迅家里遇见秋白一次,之华同志也在座。一年来,我生活中的突变,使我的许多细腻的感情都变得麻木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完全只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谈话。我一点也没有注意他除此之外的任何表情,他似乎也只是在我提供的话题范围之内同我交谈。我对他的生活,似乎是漠不关心的。他对我的遭遇应该有所同情,但他也噤若寒蝉,不愿触动我一丝伤痛的琴弦。

    但世界上常常有那么凑巧的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可能是三月间,在南京路***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同时入党的有叶以群、田汉、刘风斯等。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而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的、使我赫然惊讶的却是瞿秋白。我们全体围坐在圆桌周围,表面上是饮酒作乐,而实际是在举行**的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主要意思是,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做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潘梓年、瞿秋白都讲了话,只是一般的鼓励。

    《多余的话》

    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洛甫同志同我谈到,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我便从中宣部的图书室借来一本杂志,上面除这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描述他就义的情景。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的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因为那时他工作经历还不多,那时的感触也只是他矛盾的开始,他无非是心有所感而无处倾吐,就暂时把我这个无害于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作为一个可以听听他的感慨的对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但还不像后来的《多余的话》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那样大胆地急切地向人民、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我读着这篇文章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荡胸怀。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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