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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或化名,或姓名,共7人,笔者均给隐去),还有相当多指不出名字,养病好了的,都得一律派送回来,我们坚决抗议,按整个革命×××(原文如此——笔者),在满洲时斗争条件,把非满洲的工作同志派到满洲来是最合适而必要的。若把为满洲准备的干部“避难”分配到其他处所去极不应该的,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

    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等等,还有历届的满洲省委班子,都是从关内派来的。没有这些人,很难撑起东北党和抗联。但是,这都不属中央曾经许诺的帮助东北的干部之内。薄弱的基础,巨大的牺牲,东北是太需要决定一切的干部了,怎么还能把东北派去学习的干部,再派往其他地区呢?今天,我们对那些贫困地区,不是也有许多优惠政策吗?

    “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周保中在说这话时,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东北是个无底洞,代价太大,取胜无望,那就把有限的力量,投放到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战场上去。

    没有资料说明,王明是不是这样想的,共产国际又是怎样评估、结论东北战场的。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王明、康生连咳都未咳一声就走了,蒙在鼓里的东北党和抗联,还在不断地请示、报告,希望他们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和破解叠印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些问号。

    王明果真是疏忽大意,行色匆匆,忘了对东北党和抗联的工作作一番指示、交代?起草了“1·26”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人,会是这等水平、智商?这符合常理吗?会不会另有什么隐情?显然是受益者的日本鬼子,会不会搅和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方方面面,东北抗联有太多的未解、难解之谜。

    无论如何,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我们的先人,这一刻都是被“弃置”在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面是伤亡之巨、干部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伤病残废人员无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九一八”事变近五年来,因游击斗争而受到身体残废,孤儿寡母,有年纪极老的,有婴孩,究中中国人尚易于想法安插,可是近来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高丽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牺牲的同志和关系家属,现在残废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儿、寡妇、老人、婴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总数五十人以上。军队用尽办法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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