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军事的经验，更应大量的提拔之。”
实际上，抗联各军的师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在斗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
只是无论怎样突击提干，“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以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参加者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韩仁和、陈秀明、金广学、金柏山、黄海峰，共计八人。除金广学、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笔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变，陈秀明失踪，幸存者仅1路军军医处长徐哲一人。
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途径，是派去苏联学习、深造。在这方面，比之关内党和红军，东北党和抗联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特别是吉东、北满，过江就是。而且派过去的学员，又非各军教导队和赵尚志任校长的政军干校学员可比，堪称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像李延平和陈荣久，学习归来就当军长。
让人莫名其妙又恼火的是，许多人一去不回，转道新疆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了。
1936年2月20日，《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党组织及各种工作之发展与建立基础，唯一条件在于干部补充。希望中央国际代表团，把吉东党、东满党、南满党前后所派遣去学习之男女学生完全照数派回来，以便分配工作，党组织问题人才能有实际援助，最低限度的对目前有帮助。
这被希望“照数派回来”的学员是150多人，另有包括北满在内派去汇报工作、联系各种事宜，同样被屡次要求派回来的人员，约有200人。那么，派回来多少？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共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秘密报告）》中说，“从一九三二年至现在派回东北二十七人”。
他们是东北党和抗联的中坚、骨干，是被满怀热望派去的，盼望他们学成归来，领兵作战。去时是个士兵，回来起码也能担任连长、指导员，就别说师团级干部了。如果东满、南满派去的那些人都能回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出现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上，那样魏拯民重整旗鼓，会更有信心。当然，能像徐哲那样幸存的也是极少数。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
几年来东北派送的学生总有一百人以上，当在紧急关头斗争艰苦的满洲，必须把这些学生已毕业的、未毕业的完全派回来，尤其是要把那些因必要“逗留兵”“逃兵”
实际上，抗联各军的师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在斗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
只是无论怎样突击提干，“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以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参加者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韩仁和、陈秀明、金广学、金柏山、黄海峰，共计八人。除金广学、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笔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变，陈秀明失踪，幸存者仅1路军军医处长徐哲一人。
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途径，是派去苏联学习、深造。在这方面，比之关内党和红军，东北党和抗联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特别是吉东、北满，过江就是。而且派过去的学员，又非各军教导队和赵尚志任校长的政军干校学员可比，堪称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像李延平和陈荣久，学习归来就当军长。
让人莫名其妙又恼火的是，许多人一去不回，转道新疆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了。
1936年2月20日，《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党组织及各种工作之发展与建立基础，唯一条件在于干部补充。希望中央国际代表团，把吉东党、东满党、南满党前后所派遣去学习之男女学生完全照数派回来，以便分配工作，党组织问题人才能有实际援助，最低限度的对目前有帮助。
这被希望“照数派回来”的学员是150多人，另有包括北满在内派去汇报工作、联系各种事宜，同样被屡次要求派回来的人员，约有200人。那么，派回来多少？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共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秘密报告）》中说，“从一九三二年至现在派回东北二十七人”。
他们是东北党和抗联的中坚、骨干，是被满怀热望派去的，盼望他们学成归来，领兵作战。去时是个士兵，回来起码也能担任连长、指导员，就别说师团级干部了。如果东满、南满派去的那些人都能回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出现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上，那样魏拯民重整旗鼓，会更有信心。当然，能像徐哲那样幸存的也是极少数。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
几年来东北派送的学生总有一百人以上，当在紧急关头斗争艰苦的满洲，必须把这些学生已毕业的、未毕业的完全派回来，尤其是要把那些因必要“逗留兵”“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