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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虑,可是牵制了整个的游击活动,一遇敌人封锁进攻,其危险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计之下,只有请求中央设法取得国际救济机关的同意,务必加援助于我们,允许我们的请求,收容那些伤残废人及孤儿寡妇。

    4月10日,周保中在给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样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东满党特委和五军党委破坏了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曾利用派学生之特点,除派学生来外,曾派了四批较残废者、病者、受伤者、老弱少者,内中并有很多韩人,引起怀疑者,根据代表团指示,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东满特委及二、五军党委,绝对禁止派病人、受伤者、残废、老少等来苏联,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

    周保中等人,无论怎样“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上”,提出“批评”、“抗议”、“控告”,也无论王明、康生听没听到,都无济于事。而王明、康生那严厉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当时是何感想,今天读来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吗?

    前面说过,1军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后来各军也都有了类似条例。古今中外,对于军队的战死、伤残者及其家属,没有一个国家不给予抚恤、优待的。美国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寻其在二战中的失踪者遗骸。

    而对于抗联这样一支衣食、枪弹都靠自己筹措,缴获的重机枪、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来的武装,再让他们拖着一群伤病残和烈士的老少遗属,那游击战还怎么打?那些“在大森林里垂危待毙,啼饥号寒”的人们,满怀热望奔“阶级祖国”而来,千辛万苦地过界或未过界就被拒绝接收驱赶回来,又会怎样啼饥号寒?那些还在拿枪战斗的人,听着看着这一切,那军心士气又会怎么样?

    从东北抗联官兵仰首期盼的那边,不时传递过来的信息之一,就是“弃置”——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1936年春梨树甸子伏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4个灰色铁皮箱子,掂掂,挺沉。这是什么“好贺儿”呀?有人说是饼干,有人说是罐头,用刺刀撬开一看,都知道是机器了,什么机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杨靖宇报告,杨靖宇立即想到是电台,赶紧派一个排抬了回来。杨靖宇给大家讲这电台的用处,一个个又都听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军几乎都缴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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