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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

    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

    魏忠贤征收工商税,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

    魏忠贤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

    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

    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

    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可以算是东林党时期定下来的。

    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

    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

    魏忠贤这几年增收盐课,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

    征收各地方的库银,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皇帝修三大殿。

    这殿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

    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

    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

    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朝廷内部搪塞了。

    所以,魏忠贤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搞钱,却真的搞不出来钱,搞钱也是需要很强能力的人去执行的。

    魏忠贤自己的能力很普通,厉害也只是厉害在搞人际关系上,做具体的事情是不行的。

    而魏忠贤手底下又没有韦宝这样的人。

    魏忠贤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关键。

    “明日大清早,估计陛下还得召集阁臣到平台议事,到了明天清早,一切都将有定论了,如果陛下同意了韦宝的谏言,以后我们将非常被动,韦宝很可能取代咱家了。”魏忠贤叹口气道。

    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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