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我现在却怕他。怕什么呢？他这个国民党的高级人物，知道了我的行踪，会不会破坏我的计划，使我功亏一篑呢？我将怎样敷衍他呢？自从曹孟君在南京任职后，我们的友情就逐渐淡薄了。一九三一年，为营救在龙华狱中的胡也频，我到南京找邵力子先生，曾住在她的家里，我觉得她比较冷淡。她原是一个热情的人，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人，为什么变得这样冷静、淡漠？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引起了感情的变动。不过，这只是些小事。问题是：现在在重要的关口，我遇见了她的新朋友，是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高级人士，我将怎样对待呢？

    我正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我只得随着他走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那时餐车都是吃西餐，价钱很贵，就餐的人很少。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王昆仑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果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读过似的那样熟悉。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的新的爱人；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一样的。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已经吃完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记了刚见面时的那种担心，局促与不安，觉得餐车上的饭菜真好吃呀，当我们喝最后一杯咖啡时，王昆仑仍像一无其事的样子，指点我看看稍远一点的餐桌。不知什么时候，那里坐着四个人在喝酒。王昆仑说：“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了。那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晨报》的记者。”他说话的语调很平淡，好像在说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我却几乎跳了起来：“那怎么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仑又轻松地说：“我可以对他说：要他暂时不发这条新闻。你不是在北平停两个星期吗？我告诉他过两个星期以后再发。报纸会把这当着一条重要新闻，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只好央求他：“请早点对他说吧。最好不发新闻；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