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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毛**曾经对我说,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选》。她特地买了这部书寄给我。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只是悄悄地高兴为别人尽了一点力。她知道我是为谁要的。

    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她到北京时总来看我,还在我家住过。她的仪态仍然与那时一样,总是很文静地对我谈一点她的新的感受。一九五七年,继全国作协的批斗大会后,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批斗我的大会上,我望见她了。我为她很不安了一阵。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为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这时她无法对我表示同情,也无法安慰我,分担我的忧愁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听到她已经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为人,想到她曾为我分担苦痛,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一定还要写她,将来有时间,我一定要任情呼唤你,方令孺同志!

    二十母亲呵,何时再见?

    母亲完全不像以前的母亲了。记得我小时候,不管她经受了多么大的挫折痛苦,她总能保持她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态。她冲破封建习俗,入学读书,勤奋好学,抱负远大,以救国为己任。我弟弟死后,她从绝望中努力自拔,四处奔走,为贫苦人家子女办工读学校。“五四”、“五卅”运动时,她热情澎湃,带领学生教员去大街讲演。我有时也曾看见她烦闷过,甚至唉声叹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奋身振作。我们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体贴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为大势所迫,难舍难分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但仍是满怀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与我们同游西湖,饮酒赋诗,似乎是一个完全不知忧愁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频陪她都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用。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麟儿回湖南老家,我抑制痛苦,强打精神,把死讯隐瞒着,骗过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担起抚育幼儿的责任。但现在,我看见的母亲老了;不只年龄、面容老了,而且心情显得寂寥,似乎同我隐隐有点距离。为什么她从来不问一声也频的事呢?她什么时候知道他牺牲的消息的呢?我压根没有告诉她,她也从来不问我。现在我们身边多了一个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问;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认识,而无须打听。我想她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她不问,我便也不说,我们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都怕碰着这些充满苦涩的现实。妈妈呵!你叫我怎么向你说呢?我知道你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么全告诉你,你会更痛苦。你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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