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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派人再来这里骚扰我。我在这里只是养病。不过意外的,我在这里却遇见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朋友。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为不速之客忽然降临了。她那时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于甲状腺肿大,动过手术,显得稍稍有点突出。但她的那种温柔大方却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后站着一位十五六岁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儿陈庆纹。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怎么听到的又是这一番话!我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在想,是否又是国民党派来的?她要干什么呢?她看见我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我的母亲表示一点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我的子女称赞了几句。然后便文静地告辞了。我不安的心还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当时忘记问她了。我压根不曾想到我的住处能够保密,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闯来的。此后,她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一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或还没有翻译的。谈她认识的一些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一些同事,老一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她都当故事娓娓道来,在我只有一颗十分空虚的,寂寞的心的时候,也能勉强听下去。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住在我这条街的对过,叫娃娃桥。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东树的后裔。她的那个大家庭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侧院的三间大厅,后边是院子,前边是小花园。绕过她的厅子,还可以进入她家的一个更大的花园,只是那个园门不是常打开的。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得很好。她带着三个女儿,用一个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作为党与我通信联系的地点。

    方令孺是一个诚实大方的人。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时,曾经向她要过一部《昭明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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