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忙问是不是恢复自由，由我自己回去？顾说：“派人送你去。到了湖南再放，就自由了。”我立刻明白，我并没有自由。而且我明白，他们想把我转移到湖南；到了内地，不只是没有自由，而是在地方军阀的封建黑暗专制统治下的更不自由。我回想马日事变后的湖南大屠杀，那暗无天日的生活，比地狱还坏，还黑暗，还残酷。我在南京，是所谓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担心我会揭露他们在外国租界非法绑架的罪行，更顾虑社会上还有人主持正义，进行声援营救。如果把我押送回家，落在湖南内地军阀的陷阱中，我休想能活着脱离魔掌。于是我斥责国民党的欺骗无信，坚持要在南京就地释放，坚持让我自己回湖南，坚决拒绝国民党派人押送。这样僵持了几天，我天天骂国民党不讲信用，顾顺章也不再来我这小院了。又过了几天，他却又来传话，希望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他们决定送我和冯达同上莫干山。我说，天气都冷了，已经到阳历十月上旬了，这个时候去莫干山干什么！但这是国民党单方面的决定，不是谈判，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赖着不走不行，骂也无用。三四天后只得动身了。国民党为了要加紧对我的防范和监视，决定在冬天把我禁锢在与世隔绝的莫干山上。看来他们对冯达也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在押送人员中，除了那些看守外，还增加了另一对夫妇。在一个还不亮的清晨，我离开了王公馆。影影绰绰中我走出了一扇巍峨而并不辉煌的旧的大门，像五月十四日在上海昆山花园路和五月卅一日半夜在南京的旅馆一样，我被一群人簇拥着塞进一辆轿车，离开了王公馆。那位王先生早已悄然隐去，再也没有露面了。

    十二莫干山的冬天

    汽车围着太湖绕行，我无心观看车外的景色，一点也不理会什么“避暑胜地”。我的欺骗手腕没有成功，敌人比我想象的狡猾得多，但他们押送我到湖南的计谋也没有成功。我们还要较量下去的。现在我从南京一个阴冷的禁锢地转移到杭州的一个凄凉的禁锢地。我每次被迫坐上这小轿车，就感受到压迫。轿车就像小时候看过的上描写的囚车。这囚车比古代的囚车更坚固，更灵便，更可恨。古时绿林好汉可以劫法场，打碎囚车救出同伙。而现在要从这车里劫走“犯人”却要难上千百倍。一路我禁不住胡思乱想，愤恨难平，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山下。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原来这莫干山当年便是国民党蓝衣社培训特务的营地。

    那山势陡峻，上山下山只有一条路，路口有哨卡。过了哨卡，我换坐一乘软轿迤逦上山。上得山来，拐进一个小山坳，这里有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