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呵！”信到底送去了没有呢？
一九三五年我问过姚蓬子，韦丛芜这人怎么样。姚说韦在一九三三年来南京，是找陈立夫的，后来当了县长。一九八三年我又问冯至同志，他告诉我：韦丛芜老早就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初期他还翻译书，后来被清查出来了。现在的情况不知，可能逝世了。
后来，韦丛芜回屋，看守人退汽水瓶去了，那个年轻看守忽然告诉我：“他们今晚要来领你们走。前天你说话脾气不好。是听我姐夫说的。”我感到他好像有些惜别的样子。便紧叮了一句：“你答应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信寄出去的！”他说“是”。我们回到住处。我又塞给他一封短信，说明我的处境和我的态度。我等着事态的发展。
果然，不一会，那位王科长来了，说有一位王先生（又是姓王！）要见我，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坐上一辆汽车，车门两边都站有便衣打手，汽车在中山大街往南开去。朝这个方向，我断定是去雨花台。我默默思索：我还有什么事要做，什么话要说呢？不行！都晚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大块的乌云压着我。我只能回去，回老家去，到也频去的那儿去。
五国民党的神经战
我正以为我短促的一生将在雨花台宣告结束的时候，汽车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忽地向右拐弯了。大马路上还有浑黄不亮的路灯，这小胡同里就只是一片漆黑。人们大概都已沉入梦乡，四周寂无声息。汽车在小胡同里向北拐，又向西拐，弯弯拐拐，在一家大石库门前停下了。即使是在深夜，我也感觉出这是一栋很阔气的府第的大门。我被挟持在如狼似虎的人群中进入一个大院，走进前厅。那位王科长让我坐下后，说是向主人通报，他就走入后进屋子去了。我打量这间厅堂，完全是旧式大户人家的气派和摆设，正中间一张条桌，条桌前边有八仙桌，两边是八张太师椅和四个茶几。家具虽不珍贵，却应有尽有，够得上整齐、清洁。我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冯达坐在我下手，正房两边屋里都住着有人。这时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出来看我们，全是些彪形大汉。天气还不十分热，都打赤膊。八仙桌上放着点燃的三枝蜡烛，他们一走动，一个人都出现好几个影子，真是鬼影憧憧。我想：这么大的厅堂，为什么没有电灯呢？
谁也不理我们，我只能焦灼地坐着。大约过了大半个钟头的样子，那位王科长才出来，说：“里边的王先生今夜要去上海，不能谈话了。过两天再谈。这两天暂时住在这里。”啊，真奇怪，这是什么花招呢？但我有什么权力说不住呢。反正哪里都是
一九三五年我问过姚蓬子，韦丛芜这人怎么样。姚说韦在一九三三年来南京，是找陈立夫的，后来当了县长。一九八三年我又问冯至同志，他告诉我：韦丛芜老早就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初期他还翻译书，后来被清查出来了。现在的情况不知，可能逝世了。
后来，韦丛芜回屋，看守人退汽水瓶去了，那个年轻看守忽然告诉我：“他们今晚要来领你们走。前天你说话脾气不好。是听我姐夫说的。”我感到他好像有些惜别的样子。便紧叮了一句：“你答应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信寄出去的！”他说“是”。我们回到住处。我又塞给他一封短信，说明我的处境和我的态度。我等着事态的发展。
果然，不一会，那位王科长来了，说有一位王先生（又是姓王！）要见我，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坐上一辆汽车，车门两边都站有便衣打手，汽车在中山大街往南开去。朝这个方向，我断定是去雨花台。我默默思索：我还有什么事要做，什么话要说呢？不行！都晚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大块的乌云压着我。我只能回去，回老家去，到也频去的那儿去。
五国民党的神经战
我正以为我短促的一生将在雨花台宣告结束的时候，汽车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忽地向右拐弯了。大马路上还有浑黄不亮的路灯，这小胡同里就只是一片漆黑。人们大概都已沉入梦乡，四周寂无声息。汽车在小胡同里向北拐，又向西拐，弯弯拐拐，在一家大石库门前停下了。即使是在深夜，我也感觉出这是一栋很阔气的府第的大门。我被挟持在如狼似虎的人群中进入一个大院，走进前厅。那位王科长让我坐下后，说是向主人通报，他就走入后进屋子去了。我打量这间厅堂，完全是旧式大户人家的气派和摆设，正中间一张条桌，条桌前边有八仙桌，两边是八张太师椅和四个茶几。家具虽不珍贵，却应有尽有，够得上整齐、清洁。我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冯达坐在我下手，正房两边屋里都住着有人。这时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出来看我们，全是些彪形大汉。天气还不十分热，都打赤膊。八仙桌上放着点燃的三枝蜡烛，他们一走动，一个人都出现好几个影子，真是鬼影憧憧。我想：这么大的厅堂，为什么没有电灯呢？
谁也不理我们，我只能焦灼地坐着。大约过了大半个钟头的样子，那位王科长才出来，说：“里边的王先生今夜要去上海，不能谈话了。过两天再谈。这两天暂时住在这里。”啊，真奇怪，这是什么花招呢？但我有什么权力说不住呢。反正哪里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