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描写还欠深刻，毕竟她和当时的左翼作家一起，在鲁迅当年《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所开拓的道路上又迈出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即正面描写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反抗与斗争。就丁玲个人来说，更标志她的视野从女性的**悲欢和不满的个人性题材转向了表现广阔的社会苦难和阶级矛盾；也可以说作为女作家，她从最初性别鲜明的写作转向了无性别写作。1932年底到1933年5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期间，她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革命作家。鲁迅曾经这样评价左翼文学运动：“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还预言：“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学运动，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但它确实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国文艺和文学的未来。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丁玲为左翼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人们自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评价。

    国民党反动派对丁玲的绑架并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和信心。在南京与敌人三年的周旋中，她始终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或抛头露面，也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拘禁的后期，国民党特务机关表面上让她租屋居住，但住房仍在国民党特务的住宅中，形式上有了些自由，实际暗中还被监视。这当然使丁玲感到痛苦，她曾在《意外集》所收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和《团聚》等作品中描写了这段生活及其心情。这个集子还附录有她写于被捕前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杨妈的日记》。关于南京这段生活经历的回忆，后来她曾详细写在出版于八十年代的《魍魉世界》一书中。

    使丁玲的声名再次鹊起，是在她到达陕北以后。从1936—1945年，她大部分时间生活于革命圣地延安，虽然其间多次到过抗日前线，包括率领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前线。1942年她有幸亲身参加毛**召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那篇后来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著名讲话。从此，她坚定地沿着这篇讲话指引的文艺道路前进。在这十年间，丁玲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