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的认识意义。特别是新时期，她的评论文章，如《我读〈东方〉》、《一朵新花》、《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赞〈陈毅市长〉》、《我读〈洗礼〉》、《漫谈〈牧马人〉》、《我读〈高山下的花环〉》等，都充满喜悦的激情，对新涌现的佳作，作出卓有见地的评述和推荐。她的评论力求顾及作家作品的全人和全文，做到“知人论世”。她的评论文字还往往具有一种豪迈的气势，这是为她的思想和风格所决定的。她走向革命后便看重文学反映壮阔的历史现实，描写人民的丰功伟绩，鼓舞群众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而对于过多描写家务琐事、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总不以为然。她的评论很注重作品思想性的分析，但她并不忽视艺术性。她不把艺术性简单地理解为作品的形式和技巧，而着重分析形式和技巧如何有力地表现了正确的思想内容。

    丁玲的文艺观经历了从早期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到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演变。特别是到达延安以后，她成为革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思想，学习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完全把辩证唯物史观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从那时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她在自己的系列文章中都一贯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强调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她完全赞成毛**所提出的作家一定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工农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场转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边来。她的文艺理论文章中还总结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许多艺术经验，对艺术形式和技巧，包括语言的运用等许多方面，也作了卓有见地的论述。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总不渝地宣传文艺与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要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她反复阐明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提倡文艺应该把反映现实斗争和表现革命理想结合起来；她十分重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倡导艺术创新，倡导典型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反对墨守成规，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尽管丁玲不是专业性的文艺理论家，对文艺理论的许多问题她并非都有深入的研究，可是，在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的特性，文艺与政治、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继承和革新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她都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由于她以作家的经验现身说法，她的理论文章更有亲切、朴素的特点，娓娓而谈，自然流畅，对于青年作者尤有说服的力量。应该说，她的理论批评文章跟她的文学创作一样，也是我国文学界的重要思想遗产。后人会从她的评论和理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