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很荒谬，”阿巴思诺特上校说，“那人完全是个陌生人——她之前从未见过他。”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是的。她说过，他那张脸令人生厌。要是你认为这跟女人有关（我认为这毫无根据，只是猜测），我向你保证德贝纳姆小姐不可能跟这件事有关系。”

    “你在这件事上真热情。”波洛笑着说。

    阿巴思诺特上校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这一眼似乎让波洛挺狼狈。他低下头摆弄着面前的文件。

    “随便说说而已。”他说，“我们还是实际点，说说事实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起凶杀案发生在昨天晚上一点一刻。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常规询问车上的每个人当时他或者她在干什么。”

    “应该如此。一点一刻，我想我正在跟那个年轻的美国人，也就是死者的秘书聊天。”

    “啊！是你在他的房间里，还是他在你的房间里？”

    “我在他的房间里。”

    “那个年轻人是姓麦奎因吗？”

    “是的。”

    “他是你的朋友吗，还是只是认识而已？”

    “都不是，这趟旅行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昨天我们碰巧聊起了天，大家都很有兴致。通常我不喜欢美国人——他们没什么用处——”

    波洛笑了，想起了麦奎因对英国人的评价。

    “但是我喜欢这个年轻人。关于印度的情况，他有一些傻乎乎的愚蠢的看法。美国人就是这么糟糕——他们感情用事，还是理想主义者。不过，他对我说的话挺感兴趣，对那个国家，我有将近三十年的经验。而且我对他跟我说的美国的禁酒令也很感兴趣。然后我们大致谈了谈世界政治。看到手表时我很吃惊，都已经两点差一刻了。”

    “你们是那个时候结束谈话的？”

    “是的。”

    “然后你干什么了？”

    “回我自己的房间关灯睡觉。”

    “你的床已经铺好了？”

    “是的。”

    “你在——让我看看——十五号房间，靠着餐车那头倒数第二间？”

    “是的。”

    “你回自己房间的时候，列车员在哪儿？”

    “坐在尽头的一张小桌子旁边。实际上，我一回房间，麦奎因就叫他过去了。”

    “为什么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