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它自己的任务，是跟在它外面进行的营业的运动后面，而不是推动这种运动本身；换句话说就是，银行对那些得到它贷放的资本的劳动者来说，起着资本家的作用”。

    在认为银行本身应该负起领导责任，并“通过它所指挥的机构和它所开创的工作的数量和效用”(第101页)来显示自己的特点这样一种思想里面，已经隐藏着动产信用公司的主张。同样，康斯坦丁·贝魁尔也要求银行(圣西门主义者所说的总的银行制度)“控制生产”。总的说来，贝魁尔本质上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虽然更激进得多。他要求“信用机关……控制一国生产的全部运动。”——“你们去办一个国家信用机关试试，让它贷款给那种没有财产但有才干和德行的人，但不是强制地把这些借款人在生产和消费中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此相反，使他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交换和生产。你们用这种办法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只是现在私人银行已经做到的事情，即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一些人突然破产，另一些人突然发财；因此，你们设立的机关，只能是为一些人带来若干幸福，而使另一些人遭受同样多的苦难……你们只不过是使那些受你们的贷款支持的雇佣工人，有可能象他们的资本家雇主现在所做的一样互相进行竞争而已。”(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1842年巴黎版第433、434页)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特性，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由于这一点，甚至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产业资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例如在法国，也坚持认为生息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作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借贷形式在这里也占支配地位。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并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土地和资本一样只是借贷给资本家。当然，借贷也可以不用货币而用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厂房等等，但这时，它们代表的是一定的货币额，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还要支付补偿损耗的部分，那末，这是由于这些资本要素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的独特的实物形式而引起的。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