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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国家还是一片混乱,然而,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混乱的形势下出现了一股乐观情绪。

    联合国办事处迅速扩大,全球各地的资金不断涌来,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把这些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需要去陪陪哈米德,于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去了喀布尔。我打算重新注册去上喀布尔大学,以便继续医科学习。塔利班曾经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我是被迫中断学业的。去注册的时候,我被告知,因为隔的时间太久,已经没法继续念了。但事实上,我失去这个重新就读的机会是因为我在面试过程中带上了舒拉。招生负责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他不赞成母亲出来上学。没被录取我很难过,但心里有了更重要的牵挂,哈米德现在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咯血。

    我又带他去了巴基斯坦,还是找那个每月给他开500美元药物的医生。他说,由于哈米德没有持续用药,他的肺结核已经发展到用药无效的地步。连他都已经无力回天,于是建议我们去伊朗试一试那里的一项新疗法。我把钱交给哈米德,他就一个人去了,我回到了法扎巴德,继续做我的工作。哈米德在伊朗医院里住了四个月。此间,我们仅限于电话往来。每次通话,他听上去很乐观,而且他还说感觉好多了。

    在法扎巴德,政府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妇女来说,前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哈米德卡尔扎伊担任临时总统,直到正式选举开始。曾经遭到塔利班迫害的人权活动分子如今公开出来为打造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当然,巴达赫尚省不再是政府驻地,中央的权利中心已经搬回到了喀布尔。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首都之外,视野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我递交申请,顺利争取到了在首都的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儿童保护工作干事的职位。幸运的是,基金会提供日托服务,我可以带上两个孩子去上班。

    通常,跨市搬家这样的事情主要由男人负责。但是,哈米德尽管回到了家,身体还是很虚弱,不能外出,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我身上。我准备带上哈米德和两个女儿搬到喀布尔,我哥哥贾迈勒沙哈的两个妻子及其子女也将搬过来跟我们住。我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到集市安排一辆卡车将行李和家具运到喀布尔。几个司机看了看我,疑惑地问:妹子,你丈夫呢?为什么不让他来办这些事啊?我生气地回了他们一句:兄弟,你难道觉得女人连租车这样简单的事也做不成吗?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觉得我们女人没用呢?到了喀布尔,我们重新住进了哈米德在马克洛里安的公寓。那是2003年,我工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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