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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魔的斗争中也节节败退。

    身为阿富汗唯一一名联合国女性职员,我常常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记者不断地到我办公室里来,想从我这里套取素材。由于现在是我独自一人在负责办公室的运转,很难腾得出时间。我们当时正在发起了一项重返校园运动,让那些因为战争或者塔利班的统治而错过教育机会,却又过了上学年龄的成千上万个男孩女孩重新回到校园学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几个机构合作,给孩子们提供临时帐篷学校、文具和书本。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是,能保障这些孩子们接受教育对我来说便是莫大的回报。

    除了这项运动之外,我还动员工作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骨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常常忙到晚上,这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哈米德重病缠身,正需要我。我也想多陪陪他,可我也想为国家做这项重要的工作。通常,哈米德很支持,无论我工作到多晚都不介意,但现在,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对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少有些成见。我也是左右为难,徒增不少压力。

    有时候,我真的是从一个会议跑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连饭都来不及吃。我仍然穿着蒙面长袍,即便会见外国官员和援助人员也是如此。有一天,省长建议我把蒙面长袍拿掉。他说,这些人需要看我的表情,以便于交流,这之后我就不再穿蒙面长袍工作。

    那段时期工作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尤其是我的领导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取得了当地和国际方面的同事的信任后,我也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自己没有选错职业。

    塔利班倒台后的那几个星期和月份里,阿富汗完全变了副模样。喀布尔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你几乎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家乡。过去几年里,在不同时间点包括苏联入侵时期、残暴的内战时期,以及苛刻的塔利班统治时期,相继逃难在外的阿富汗人都觉得阿富汗安全了,于是也就都回来了。在海外的阿富汗投资商发了财之后也纷纷回国创办了新的企业、开设旅馆、办起银行,甚至还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

    当然,阿富汗的经济还没复苏,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悲惨的贫穷境地。在所有的大城市中,基本的能源供应,比如电力供应,均遭到了破坏,而且还很少有人能喝得上净水,用得上卫生设施。许多回国的人们发现家被毁,房子被别人占据。在国家回归正常的过程中,失业人员到处都是,食品短缺也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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