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帮爪牙”遭批斗，后又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派”被半隔离。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残酷。这两次打击都是毁灭性的，足以使我丧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吴璞就是在我们第一场共同灾难中无法忍受屈辱和绝望，投进了外语学院后面的运河。然而无论在哪一次，我都从未想到过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气盛，不甘心步吴璞的后尘，此生就这样完了。实在没有活路时，我给毛主席写了信，求他伸张正义。那一次我不仅活过来了，差不多还是胜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对我的毅力也是无可比拟的艰巨得多的考验。但我仍未屈服于命运。每当我精疲力竭，再不想争斗时，对冠华的思念鼓励了我。终于，我也挺过来了。想置冠华与我于死地的人并未得逞，反倒自己的处境也不妙了。这倒也是应了陈毅同志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我差一点挺不过来的是1983年冠华的离去。当他的癌症终于不可抑制时，我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了一年多才抗拒住死神对我的诱惑。

    1983年夏天，冠华颈部和肺部转移的病灶再次复发，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医院的会诊表明现代先进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抑制他体内癌细胞的侵蚀。放疗科的刘明远主任曾经在一年多前创造奇迹，在他颈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况下竟然用放射治疗硬是把病灶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局部。那时候，我天天推着轮椅送冠华进那间治疗室。他需要我的支持，我懂，因此每次治疗我都陪他进去，帮他脱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疗床上。治疗结束，我又立即进去扶他坐进轮椅。好心的护士们劝我只送到治疗室门口，因为那里面有残余的射线，会影响我的健康。可是我那时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只觉得冠华和我的生命是紧紧系在一起的，他如果随风而去，我的生存将是无尽的空虚。

    但终于，这最后的诀别是指日可待了。每当我从台历上翻过一页都禁不住心的战栗，禁不住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于是，我不住地问自己，我今后的路在哪里？最后给自己的回答是：“路已到尽头。”我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牵挂是女儿妞妞。但她已在异乡他邦，这一年她该大学毕业了，而且已找到生活伴侣。对她来说，失去我无异是痛苦的，但她毕竟已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能给予她的已不多了，她会走自己的路。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如果前面只有无止境的痛苦，这世界对我又有多少意义？于是，我看到了天国，说不定真有那么一个极乐世界任我们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