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共产党合作几十年。他是主席的老朋友。这个房子当初是主席同意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时，在追悼会前，我对殷夫人和你妹妹亲口说这房子是政府为行老修的，今后你们海外亲属任何时候回来看看，这都是你们的家。你是共产党，说还给国家就还了，以后行老这么多海外亲属知道了怎么说？他们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我周恩来说话不算数！”我不吭声了。周总理接着直视冠华问：“为什么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里，你不能搬到她那里？”我抢先回答说：“这倒是我的意见。乔老爷官比我大，我嫁给他按习惯就只好搬到他家去。”周总理还是逼视着冠华问：“你也是这样主张吗？为什么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里？男尊女卑？”冠华悠然地笑着回答说：“我哪里有这种想法？！我愿意搬到含之那里。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来。”周总理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定了！冠华你搬到含之那里去！”后来毛主席听到了，说这样好，还风趣地对冠华说：“这一次啊，乔老爷，你可真是上轿了呵！”

    就这样，1973年的12月11日，冠华搬入了史家胡同我的家里，从此它成为我们的新家。我深信父亲地下有灵是万分欣慰的。在他去香港的前夕，冠华同我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父亲已经知道我们准备结婚，为此他很高兴。他对冠华说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他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华代表党中央同船回来的。他说他一直认为周恩来之下冠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后，父亲说我们结婚时他可能还在香港，如果赶不上我们的婚礼，他要送我们一点礼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买礼物了。说着，父亲从衣袋中摸出他唯一的那张一万元定期存折。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后，因为当时取消了稿酬，周总理指示送父亲一万元作为酬金。父亲嘱我为他办了一个定期存折。此时，父亲很动情地说：“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礼物。”冠华当时显得很窘，连声说不必。我也说我们一切都有了，这钱是周总理送的，父亲留着回北京用。但父亲执意要我们收下。我当时想我先收下代父亲保管，等他香港回来还是用在父亲所需的事上。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在香港去世，也没有料到这笔钱后来在冠华身陷逆境，患着绝症而经济拮据时成了我保证他营养所需的主要财源。

    当外交部总务司在1973年12月11日派车把冠华报房胡同的家搬来我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部租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