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到人们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大的！

    当1973年12月，那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告一段落时，我和冠华十分期望早日成个家。经过了这大半年的折腾，爱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许多。1973年初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已变得很苦涩。我们只觉得精疲力竭，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漂浮的小船，此时已被风浪打得遍体伤痕，只盼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歇息片刻。我和冠华决定尽快结婚，使我们互有依靠。冠华决定搬到我家来，放弃外交部为他修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周总理亲自定的。在我们这一年风风雨雨的恋爱中，周总理给了冠华和我最坚定的支持。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华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后来周总理又告诉冠华他批评了他的子女，对他们说应当支持父亲得到幸福。父亲的丧事料理完之后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总理问我们结婚后住在哪里。我说外交部正在给冠华修理一所部里的房子，我准备搬进去。总理听了皱起他那两道浓眉说：“章可（我大哥）结婚单独搬出去住了，你结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给谁管？”我说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我看得出总理有些不快，心里有点不踏实。

    于是我便小心翼翼地试探说：“我想当初这房子是国家给父亲的，我搬走以后是不是就把它还给国家？”周总理似乎料到了我的回答，他严肃地说：“你倒想得简单。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