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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1〕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2〕,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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