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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也不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思想改造”等词语,有些人偶尔会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不过我只听到过有数的几次。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常提醒我们多穿衣服,戴上帽子,还敦促我们晒被子,这样可以少得风湿病,风湿病在这种湿冷地区非常普遍。他们教我们怎样用乌拉草絮在靴子里保暖,提醒我们在尚未习惯农活前不能干得太猛。类似的关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最为感动的还是他们的慷慨。每次他们做了好吃的,像蘑菇或百合之类从平原上摘采到的东西,还有他们自己在家擀的面条、包的饺子,都忘不了和我们一起享用。那些年,当地人自己和孩子都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家养的鸡和鹅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给没收了,自留地也惨遭同样的命运,很快都荒废了。

    冬季到来时,有些村民外出狩猎,夏天则设法捕上几尾鱼。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两手空空地回来。这个地区到60年代末,就已经没什么野生动物了,我真是难以置信,10年前村民们曾编过这样的歌谣:

    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但只要老乡们运气好,速到只把野鸡或野鸭,他们总会支孩子来宿舍叫我们。他们完全可以不叫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无从报答他们。我问村民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你们北京学生家住在大城市,娇生惯养。现在你们大老远的来到这儿,天天在地里于这么重的活儿,没什么好东西吃,还挨蚊子咬,哎呀!瞧你腿上起的大包!还有这手上的冻疮!要叫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还不得心疼死?”

    这样的话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由得想:这算不算我们批判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一种所谓普遍的儿女情长?若在“文革”伊始,我会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类情感,在我看来,它抹煞了阶级斗争。可是现在真正的贫下中农也这么看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如果他们这般言行,这般言行便是对的。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想罢,我深深吐日气,说心里话,我真庆幸这里的农民有情有谊,而不是一味大讲阶级斗争。到了他们家中,我可以随随便便在他们又大又暖和的炕上歇息,大嚼他们给我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讲述的故事。当地人讲的故事和我在报上看到的全然不同,他们爱讲村里发生的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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