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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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