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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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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文化列车》文艺性五日刊,方含章、陈栾合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3)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4)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王牙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在中,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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