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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11)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12)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13)。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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