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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细”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这个会议不是捕杀“奸细”吗?

    如果开会是个阴谋,蓄意诱杀这些人,或是有选择地捕杀某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堪称抗联史上绝无仅有的血淋淋的大阴谋,赵尚志是不是应该不动声色地小心翼翼地精心策划,绝口不提“奸细”2字,把这些比日寇还可怕的奸细哄骗来?3军到下江就跟6军一起战斗,在“洋笆篱子”又跟戴鸿宾朝夕相处,“傻老赵”再缺心眼儿,不会琢磨人,对戴鸿宾也该多少了解些,那“悄悄话”能那么说吗?岂不是送上门去白给了吗?“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在对敌斗争上,是从来不缺心眼儿的,是非常爱动、也会动心眼儿的。

    如果是在苏联就动了这个心思,那他还能处死祁致中吗?

    金策与赵尚志五年未见,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酿蓄着醇酒般的战友情。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开会,戴鸿宾、陈绍宾来了——形势陡变,正负40度,赵尚志从天堂跌进地狱。

    六年多的情谊,而且是在血与火中建立的情谊、形象、印象,竟会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革命致命危险”,这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谁也未行(寻)思任永富抱有狼心狗肺,真是令人惊骇”,“对革命事业有历史忠诚干部也使之企图动摇”。金策跟张兰生说的“谁也未行(寻)思”,其实是不确的,3军1师副师长任永富并不是奸细,但这种“惊骇”却是经常会感受到的。昨天还一起打火堆,今天就把敌人领来了,刚才还在一个盆里舀饭,这工夫把枪口对上你了。

    在这种“起叛徒”的背景下,妖魔化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即便冷静、成熟如金策,即便是对于赵尚志。

    而“精老赵”也好,“傻老赵”也罢,还在那儿傻呆呆地等着人们来开会。从落叶纷纷等到冰天雪地,穿着单衣断粮了,依然在那儿等着,一直等到1939年底。

    上面引用的《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鸿宾同志给金策同志的信上写道:“……关于尚志问题是谁向党作的报告?是鸿宾不是别人。”

    从祁致中之死,到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因率队过界被开除党籍、撤销6军军长职务,又被赵尚志重新任命为6军军长的戴鸿宾,都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是举足轻重的。

    同年2月16日,《×××(笔者隐去姓名)给金策同志的信》中说:

    戴鸿宾同志,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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