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搅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认为五军北来松江一带活动，对于北满已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忽视和不尊重是不正确，是离工作利益的立场的。
此次五军同志又在八军成立典礼中决定副军长、师长等，并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该总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该总司令部。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当然不能包刮（括）全东北，当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军，但他在北满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满、以及北满淞江各反日部里有他政治军事意义和地位，有他的工作历史和领导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们不能要求一军在南满承认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要求五军在吉东，二军在东满，七军在虎饶，承认该总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队到达凇江流域及与该总司令部领导下部队发生关系（如果不发生关系问题还在其次），为了工作利益，应对该总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视。五军北来我们同意，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可以改组，以便包刮（括）五军。但在未改编之前，五军活动到凇江流域北满应加承认，才是正确者，便行活动与宋马聚一致。如果党领导下的队伍尚不如此，则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何以领（导）其他反日部队。
吉星沟军政扩大会，把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扩了进去，按理说4军就是新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员了。可李延禄会后率队南返，谢绝的仅仅是不想留下组织军政府吗？谢文东从未说过要脱离联军总司令部，可他用行动诉说的是什么？在捐税征收中，8军不断与包括3军在内的联总所属部队发生纠纷、冲突，昭示的又是什么？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给谢文东等同志的信》中，“向八军军部各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盼望八军参加第二路军”，是周保中的一相情愿吗？
本来就是个松散的联合体，因了这些应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变得越发松散了。
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东北”两个字，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东北”字样的统战联合体，是前面已经写过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满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像近一年后以赵尚志为总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样，是一种特殊时期、环境中的产物，应该说“东北”两个字就是那么叫着，并没有、起码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认为五军北来松江一带活动，对于北满已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忽视和不尊重是不正确，是离工作利益的立场的。
此次五军同志又在八军成立典礼中决定副军长、师长等，并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该总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该总司令部。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当然不能包刮（括）全东北，当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军，但他在北满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满、以及北满淞江各反日部里有他政治军事意义和地位，有他的工作历史和领导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们不能要求一军在南满承认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要求五军在吉东，二军在东满，七军在虎饶，承认该总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队到达凇江流域及与该总司令部领导下部队发生关系（如果不发生关系问题还在其次），为了工作利益，应对该总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视。五军北来我们同意，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可以改组，以便包刮（括）五军。但在未改编之前，五军活动到凇江流域北满应加承认，才是正确者，便行活动与宋马聚一致。如果党领导下的队伍尚不如此，则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何以领（导）其他反日部队。
吉星沟军政扩大会，把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扩了进去，按理说4军就是新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员了。可李延禄会后率队南返，谢绝的仅仅是不想留下组织军政府吗？谢文东从未说过要脱离联军总司令部，可他用行动诉说的是什么？在捐税征收中，8军不断与包括3军在内的联总所属部队发生纠纷、冲突，昭示的又是什么？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给谢文东等同志的信》中，“向八军军部各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盼望八军参加第二路军”，是周保中的一相情愿吗？
本来就是个松散的联合体，因了这些应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变得越发松散了。
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东北”两个字，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东北”字样的统战联合体，是前面已经写过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满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像近一年后以赵尚志为总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样，是一种特殊时期、环境中的产物，应该说“东北”两个字就是那么叫着，并没有、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