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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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