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胡秉宸真对白帆有过什么伤害的话，比之这一纸诉状，那些伤害真是九牛一毛。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改变，这一纸报告中列举的桩桩件件，都早巳不成其影响，但认死理的白帆，还会感到非常痛苦，非常在意。虽然她已经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并早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至今仍然认为，中央某个领导人的某个态度，对她的命运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对她即将盖棺论定的一生，大有功亏一箦的负面影响。

    她无法像吴为那样，对盖棺论定的神圣，采取那种没脸没皮、玩世不恭的态度。

    所幸她对这一纸诉状全不知情，否则几年之后，她还会收留胡秉宸这匹吃回头草的劣种马吗？

    某某同志：

    几十年来，我为夫妻生活问题所苦。因此向您报告，希望您能从法制上有所指示。我与白帆同志一九四一年经组织批准同居，因从事地下工作，周围只有她一个女党员，事先未经更多了解，所以基础很差。

    同居不久就发现很难相处，当时没有条件生活在一起，大约每周见面一次，即便如此，她也经常为一些琐事动手打我，甚至用燃着的香烟按在我的臂上，用杯中开水泼我的脸。

    我对夫妻生活完全没有经验，很难想像一个青年女子能这样对待一个同志。但限于地下环境，怕影响工作，不好声张(事后才了解到可能是遗传，她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暴戾、如此对待她母亲的人)。至一九五五年，两人关系已经破裂，双方都有意离婚，但因许多工作关系纠缠在一起，拖了下来。直到一九五五年审干，外地来人外调白帆与另一个人的关系，才知道一九四六年我在异地工作之时，白帆与该人短期同居，所以一九四七年白帆生下的男孩不是我的儿子。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解放后虽说情况有变，但意识形态的转变是长期工作，社会对这类问题还存在着偏见，特别是妇女，几千年来为此不知死了多少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应正确对待这个问题，这件事势必影响孩子的一生，似后还会影响他的婚姻和后代，所以除白帆所属组织和我本人，从未向他人提及此事。但不能否认这件事加深了我们的矛盾，感情巳近破裂，使我的病情不断恶化。在此期间，白帆同志仍经常为一些小事打闹。例如有次吃饭时，她为一件小事打我的头，我不得不用手臂护着头离开饭桌。我们的女儿在旁冷官冷语地说：爸爸抱头鼠窜而逃。几十年来她动手打我我从未还手，也，从未声张。对妇女动手总是不好，对邻居和家属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