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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事先交代的特征,将来人从头到脚一一核对,没有发现异常。又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对,刚接好暗号,炸弹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后敌机开始俯冲扫射,因接头地点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个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们跑进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几小时后,大隧道就因炸弹命中,致使一万多人窒息,轰动全国。

    但如果人们冷静一些,就会发现大隧道虽被炸塌却无大碍,既没有炸死也没有炸伤哪一位。

    可当炸弹就在头顶开花时,谁还能保持冷静?人们像网中之鱼,拼个鱼死网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挤成肉团,以致隧道大门无法开启。许多人死在不断拥来的人群挤压践踏之下,据随后的新闻报道,死伤共有一万多人。李琳他们因为最后进入,地处隧道出口,空气比较充分,又被人群挤在门角之后,那一处“台风眼”反倒使他们免受挤压。更还有唐敏之,用后背和双臂奋力撑挡着汹涌而来的人群,否则像李琳那样一个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从门角后走出。

    事后李琳问及唐敏之为什么在那危情时刻奋力救她,他也说不出道不清缘由。

    如果那一天没有日本人的空袭,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他们本可以在交接之后各走东西,不再相逢,也不会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日本人的空袭把他们挤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们只好有了联系。

    唐敏之没有什么特别引入之处,不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样子:小分头,白衬衣,西服裤,当然,胳肢窝底下常常夹本书。唐敏之夹的那本书与进步青年常常夹的《土敏土》《铁流》什么的无关,大部分是些可读可不读的闲书,不知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保护色,还是他胸无大志。

    也许李琳觉得地下党的环境太过拘谨,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监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她愿意投身革命,却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像她这样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骑一辆英国风头女式自行车,在南方郁郁葱葱的树阴下如一只白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女子,对革命和个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摆放。如果让她经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会强调什么私人空间。

    他们的爱情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与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么一点情调。比方相对小酌一杯,或手牵手到公园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几句诗赋,非常地布尔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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