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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光滑的四壁上绝望地抓挠,也无人听到他们求救的呼声。那呼声该是带着何等华美的恐怖,被铜墙铁壁成倍地反射回他们的耳鼓?

    有人说他们是在缺氧情况下渐渐昏迷,并没有显出特别的痛苦;又有人说他们的军装在窒息中被自己撕扯为条絮,各个肤色黑紫,惨不忍睹……

    不知责任在谁,反正在放下金库闸门之前,没有人对金库进行最后的清场,也没有人对当日进出金库的人员进行必须的清点。

    占领了资产阶级金融阵地的战士们,没有看到贴在墙上的有关警告,即便看到,也未必懂得那警告意味着何等的危险。

    而懂得这些警告的银行旧人,都被赶出了钱两重地。

    这个风光无限的城市,对它的新主人掀起了蒙在身上的一角苫布,稍稍显露了内中深不可测的景物。也没有人告诉这些新主人,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

    胡秉宸此时已是肃反委员会的一名处长,当他接到这个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的报告时,并不知道大别山上用一杆枪杵着他后腰的赵大锤就在其中。

    胡秉宸经历的荒诞不能算少,包括到太行山送情报一节。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赵大锤一班人马死得如此荒诞不经,并认定果然是个反革命案件,为此抓了几个嫌疑人。胡秉宸绝对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能说由于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严酷环境,对事对人过于戒备。在不久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胡秉宸逮捕的嫌疑分子就有二百多人。

    不过他对待潘汉年一案的态度又说明了什么?

    当胡秉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得知,“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作为同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潘汉年不是全无了解的胡秉宸,却对这一决定既无疑惑也无不安,对在共产党秘密工作中屡建奇功的这位首脑人物也无同情。

    所谓奇功,就是在棘手、复杂、危难、紧急程度几为绝顶情况下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化绝望为可能……即便齐天大圣在如此逼仄的刀山剑岭之间周旋,怕也难免失误,何况凡胎肉身?不是说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失误算不算牺牲的一种?尽管胡秉宸听说逮捕潘汉年之前,他所崇敬的陈毅同志曾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呈递了潘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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