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心里了，这个作家可真是个有姐己般狐媚，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你和吴为早在你病前就计划好了和我离婚的两套方案，却一直把我瞒得死死的，尽管吴为两个月前早就打电话通知了我，难道我没有权利要你‘说清楚’吗？对不起，我将向法院控告吴为破坏我的婚姻家庭，有的是事实也有的是证人，而人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你也会在一片诉讼声中身败名裂，你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彻底崩溃，发病而死。”如此，白帆给胡秉宸的六个耳光，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吗？

    白帆也果不食言，迅速征集起证人队伍，甚至和胡秉宸那些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各种矛盾而与他纠缠不清的对立面联合起来。

    而吴为从胡秉宸那里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致吴为在听了这样的版本之后，即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地给白帆打了一个电话：“要是胡秉宸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要把迫害他致死的原因公之于众！”

    作为第三者的吴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知羞耻、理直气壮地给白帆打那样的电话，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么！她难道不该惹起公愤，遭受白帆的反击以及世人的唾骂吗？

    胡秉宸确因这六个耳光几乎送命，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写信给吴为，要求她无论如何到医院一见。

    他以为他仍旧像当年地下工作时策划得那样周密稳妥；岂不知白帆也有同样的身手，更还有发动群众的经验，她得到了保姆的密切协作。保姆反身下楼电告白帆，白帆立刻赶到医院，演出了一场“棒打鸳鸯”的折子戏。

    几年后，这个保姆又到了胡秉宸和吴为的新家。

    保姆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土地改革，实在懂得如何运用贫下中农苦大仇深的武器，她对白帆的控诉得到了吴为的同情。

    不过也不要把吴为的动机想得那么单纯，她留用这个保姆，不过是为了显示她对“医院告密”的宽宏大度、既往不咎，并自以为得计地认定，那保姆将因此深受良心的谴责，从而对比出白帆和她的不同。特别要显示不是老革命的她，比之白帆那样的老革命，对劳苦大众更具阶级感情。

    在吴为和胡秉宸的新家中，在吴为对劳苦大众比白帆更有阶级感情的环境中，这保姆除了打发他们的两餐饭，还利用他们的一间屋子，开起一个很赚钱的裁缝小铺，直到吴为提出让她增加一个打扫卫生的项目，便立刻辞职不干。那时，她已经有了一个相好的男人，何况那男人还有一间小屋，可供裁缝之用。这是后话。

    更不凑巧的是，白帆前一天刚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