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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做个年终决算只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做了三四天还满头大汗,帐表一塌糊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帐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帐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作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人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藉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象,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这些被人们袭用与习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象),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的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作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祖母的指人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一个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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