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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利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着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1 )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衲鞋底。因此,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

    (2 )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3 )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者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服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坐,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地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扯龙谈,种命!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于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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