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借住在一个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着郎中，刚走出巷口，碰到正街上人流拥挤，又是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为抱落乡的三位革命烈土举行追悼会。武装的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来。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你说什么？”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分，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蘸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蘸，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 ，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地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他没有什么不安全。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杀了几个打起发的老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令箭毕竟为新政权立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 ，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到京城作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