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折成纸片卷纸烟；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充当广播线的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也就是说，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已经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住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一大群科学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样板戏”是一个糟糕的词，但一个在样板戏曲声中获得了爱情或青春记忆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激动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革”红色恐怖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那么，“科学” 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马桥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