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的人而制作的一些烟幕。我希望我能给人一点印象，在国民党的眼中，如今我真的成了一个顺天知命的人、侍奉老母的孝女，安心于有一个可以苟安的窠巢。我以这种姿态迷惑敌人，松懈敌人的防范，然后我才有可乘之机，才能远走高飞。那么暂时就让一群不理解我的人，甚至是不可能理解我的人，好心也罢，坏心也罢，去猜测，去胡言乱道吧。

    这时，我得到一个对于我是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得到李达夫妇的消息，他们于一九三三年迁居北平；现在李达仍是一个著名教授。果真如此，我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一条缝隙了，这条缝隙也许能透出一缕阳光，真是太好了！

    李达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一大的代表。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移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便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联系布置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曾在上海声明脱党，不参与政治活动，而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术研究。他翻译论述惟物辩证法的专著很多，成了著名的学者。一九二二年我在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曾是他的学生。那时他主持平民女校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以后我在上海，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遇害，我曾避居他家。他虽然不倦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对党内某些工作，某些人的工作作风，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过去我们谈话时，他曾几次劝我和也频只从事文学创作，不要卷入政治漩涡。我们没有听他的，一个牺牲了，一个又陷进牢笼；但他始终是而且经常是照顾我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一个严肃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平时，还常有个别党员同志去他那里。因此，现在我认为如果找着他，便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与党联系的机会，我要立刻与他们通信，得到回信后，我就去北平。

    第三步，便是安排母亲和孩子们回湖南。这时，我不能把我的全部打算对母亲说。但母亲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她也什么都不说，好像命运已经这样安排定了，她情愿挑着这副重担，我的一对儿女，勇气十足地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湖南去了。是的，即使我什么也没有说，她也不问，但她察言观色，能够体会到女儿的痛苦，女儿的向往，而且勇于挑起重担，与我分扰。她在一九三七年收到我从延安寄给她的信后回信说：“我知道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大家去的，也相信你不会舍弃我们这个小家的。”多好的母亲呵！我把当时几篇文章换来的稿费全给了她。她来信让我宽心，说她的挚友蒋毅仁可以照顾她。蒋毅仁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视和排挤的，因此她长期独住在常德。母亲便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