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让我先治好病，然后再一步步地向前走。有你，亲爱的妈妈，我应该无所畏惧了！
第二天姚蓬子从芜湖回来。我请来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就诊。他显得很有把握似的说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进了二等病房，单间，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一次交了两百元住院费。果然，医生、护士川流不息地来到病房。主任说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电疗，又打针。可是仍不退烧，热度有增无减。白天，我烧得认不清人，方令孺来看我，守在我身边，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于用冰凉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较清醒。我按医生说的，临时雇了一个保姆守夜，她为我全身按摩，这样我才感到稍安。我心里昏沉沉地，灰暗暗地，什么痛苦，全无所感觉，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一炷，默默祷告着：“我不要死呵！不能死呵！天可怜见，让我活下去呵！”我注视着窗外，万籁俱静，我揣测着明天，盼望有一个好天气。
就这样，我盼望着，拖着，人消瘦了，满头的头发脱光了，但却慢慢活过来了。内科主任说得的是伤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内科主任把我救活的，还是我自己逐渐好起来的。我住医院的钱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该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园。苜蓿园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也是我将重新起飞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个冬天完全是母亲一个人撑持着熬过来的。她现在无心给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谈那些治病救人的事，只一心一意照看我一个人，这个她从小带大的惟一的女儿。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又离开了故乡故土，对别的都是无能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她已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她只用她的坚定的耐心，顽强的沉默，让我相信她还是可以把担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后的一点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攒了五六年，为麟儿存的一笔零存整取的定期储蓄，计划十五年后一次可以拿上几百元，这是老祖母最后苦心为她可怜的孙子一点一滴省下来的血汗钱。这时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姚蓬子编辑的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当时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
第二天姚蓬子从芜湖回来。我请来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就诊。他显得很有把握似的说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进了二等病房，单间，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一次交了两百元住院费。果然，医生、护士川流不息地来到病房。主任说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电疗，又打针。可是仍不退烧，热度有增无减。白天，我烧得认不清人，方令孺来看我，守在我身边，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于用冰凉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较清醒。我按医生说的，临时雇了一个保姆守夜，她为我全身按摩，这样我才感到稍安。我心里昏沉沉地，灰暗暗地，什么痛苦，全无所感觉，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一炷，默默祷告着：“我不要死呵！不能死呵！天可怜见，让我活下去呵！”我注视着窗外，万籁俱静，我揣测着明天，盼望有一个好天气。
就这样，我盼望着，拖着，人消瘦了，满头的头发脱光了，但却慢慢活过来了。内科主任说得的是伤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内科主任把我救活的，还是我自己逐渐好起来的。我住医院的钱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该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园。苜蓿园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也是我将重新起飞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个冬天完全是母亲一个人撑持着熬过来的。她现在无心给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谈那些治病救人的事，只一心一意照看我一个人，这个她从小带大的惟一的女儿。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又离开了故乡故土，对别的都是无能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她已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她只用她的坚定的耐心，顽强的沉默，让我相信她还是可以把担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后的一点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攒了五六年，为麟儿存的一笔零存整取的定期储蓄，计划十五年后一次可以拿上几百元，这是老祖母最后苦心为她可怜的孙子一点一滴省下来的血汗钱。这时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姚蓬子编辑的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当时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