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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母亲的责任,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曹先生说已经给我们收拾了几间屋子,明天我们就搬过去。我们先暂时住几天,其余的事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曹先生亲自把我们送到新居,他的太太,他的母亲送我到大门边。那个平日不爱说活的娘姨远远站在堂屋里望着。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曹公馆,离开了这个家。曹家的房子坐落在南京城的什么地方,他们一家是干什么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十五与姚蓬子为邻

    离开了曹家,我们先后住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这两个住处,每个地方住了多久,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好像是先到明瓦廊,后来才搬到螺丝转弯,在这两处一共住了四个多月。这两处房子都比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一进前院或侧面院子都住有同我们不相干、实在又大有关系的一些不认识的人。不言而喻,我们还是陷在国民党调查科为我们布设的罗网里。我在这里,表面上可以说是独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实际是明松暗紧,仅仅是换了另一个方式的继续监视而已。在这里先后发生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凭我的回忆,我把它们记在这里。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国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啰,冯雪峰啰,柔石啰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同志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呵!我一下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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