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都不顾疲劳地上上下下，却总也找不到一点机会。尽管我明明知道下山的路上是设有关卡的，即便我到了山下，也仍然走不出去；即使能偷着出去了，也会在公路上被抓回来。这里山上山下，四面八方都安得有密密的电话线路，我能走到什么地方？能躲到什么地方？

    天气慢慢冷起来，十一月初山上就下雪了；不下雪的时候，也常常是云雾弥漫。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拥被而坐，喝点白开水，翻翻旧报纸。楼下客厅里的火炉烧得很旺、很暖和，可是我不愿意同那位叛徒促膝而坐。南京来的那群看守虽然粗野、无知，但还可以以人视之；这位高等看守，虽然吃过面包、读书识字，也能谈点政治时事，如当时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或者共产***人的传说逸闻，但实在鄙俗不堪。我感到他的灵魂太丑恶，令人难受，听了他的一些言词就像吃了苍蝇似的只想呕吐。因此我整日整夜都呆坐在楼上屋里床上，以泪洗面。

    冯达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我都把他当仇人似的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寒冷不只冻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活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我没有权利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甚至有时还要加罪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