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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必要杀的?蒋介石早就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反正落在人家手里,是不会有安全感的。顾顺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同我谈判,也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只像不经意的闲谈,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过去了。

    过了几天,顾顺章又提到这一点,还加了几句:“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我的处境同你们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只要有一丝自由,我就能活动,就能远走高飞,我为什么要困在这里?”他好像真在说他自己。

    我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叛徒、特务,在国民党那里,的确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他说想办农场等等,无非是骗人或者只是骗骗自己的鬼话。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无愧地回到党里去的。只要我有一点自由,我真的就可以远走高飞。如果我长期被密封在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窝里,的确是毫无希望的。我捉摸着如何才能改变一下关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关进正式监狱,我以为去坐牢我就可以争取公开,可以和狱内的同志们和外面党取得联系。但他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看来这一条是无法办到的了。那么,我可不可以设法使他们对我有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监禁?只要争取到一丝缝隙,能从这缝隙里透过一缕新鲜空气,一线明媚的阳光,只要有一点点,就可能生出一点胚芽。发了霉的生物都能长芽,那么我能不能找到机会让我的生命生发出一点点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长,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长。我现在被关在密封的罐子里,没有一丝空气,也就没有一点生机。于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亲到了上海,我幻想“他们”在同国民党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开抗议,如为被捕被禁的牛兰夫妇,为廖承志、罗登贤等同志那样的呼吁援救呢。他们会不会为我请一名律师,争取找保释放呢?这些事过去在别的同志身上都曾有过的。我有时很兴奋,但有时又很颓唐。我明白这都是幻想,因为我不是关在监狱。国民党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了我,他们怕引起纠纷,怕得罪外国人,他们会死不认账,那么他们不会放我,也不会把我转送监狱。难道我就真的只能枉死在这间阴冷的厅子里吗?我辗转思索,这时脖子上的两条紫痕虽然已经平复,可是我心中的伤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十一欺骗敌人是污点吗?

    一天,顾顺章把冯达找去谈话。回来后冯达说:“丁玲!过去我犯了错误,把家里地址告诉了别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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