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法国经常给我母亲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一些新思潮，寄来了她和蔡和森同志并坐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照片，还有她和蔡大姐等女同志的合影。她远行万里，有了新的广大的天地，却不忘故旧，频通鱼雁，策励盟友，共同前进。我母亲就因为经常得读她的文章书信，又读到《向导》、《新青年》等书刊，而积极参加社会工作。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在上海又见到向警予同志了。她像过去一样，穿着布短衫，系着黑色的褶裙，温文沉静。她向我描述她回国时的一段情景，那神态声音，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她说：“我刚到广州，踏上码头，就围上来许多人说，‘来看女革命党呀！’那时广州的女子很少剪发，都梳成～形，横在后脑上，吊着耳环，穿着花短衫和花长裙，看我这副样子，确是特别。我当时一看，围拢来的人这样多，不正是宣传的好机会么。我不管他们是否听得懂我的话，就向他们讲解起妇女解放的必要来了。居然有人听懂了，还鼓掌咧！”听到这些，我对她真是佩服极了。当时我是做不到的。我和一些同学们因为剪发和朴素的服装而经常招来一些人的非议和侧目，这只能引起我的反感和厌恶，走避惟恐不及，哪里还会有心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们宣传演讲呢？

    但她并不是喜欢说话的人。有时她和蔡和森同志整天在屋里看书，静静的就像屋子里没有人一样。尽管那时我对某些漂浮在上层、喜欢夸夸其谈的少数时髦的女共产党员中的熟人有些意见，但对她我是只有无限敬佩的，认为她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是女性的楷模。

    我不是对什么人都有说有笑的。我看不惯当时我接触到的个别共产党员的浮夸言行，我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自然就会有人在她面前说我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说我孤傲。因此她对我进行了一次非常委婉的谈话。她谈得很多，但在整个谈话中，一句也没有触及我的缺点或为某些人所看不惯的地方。她只是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她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她的话句句都打到我的心里。我知道我是我母亲精神的寄托，我是她惟一的全部的希望。我那时最怕的也就是自己不替她争气，不成材，无所作为；我甚至为此很难过。我真感谢向警予同志，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话，不会忘记她对我的教育和她对我母亲的同情、了解。可是，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固执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飞翔，从生活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道路。自然，一个时期内，我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