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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上很久,难以言尽。

    我想让一位熟悉中国的法国女建筑学家来归纳这个话题。

    那天我和两位导演一起到她家访问,她一开始就坦诚地说:“你们不要太相信美国人,他们看上中国的是市场。不像我们法国人,看上中国的是文化。”

    要她谈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感受,她说:“中国确实拆了很多不该折的房,造了很多不该造的楼。拆错了,就再也造不起来;造错了,又很难炸掉。中国建筑界以前的问题是轻视历史,近几年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轻视历史便乱拆,急功近利便乱造。”

    她的尖锐引来了她丈夫的异议。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刻正坐在她身边。

    这位经济学家冲着妻子说:“我们的想法比你们实际。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状态普遍不好,现在终于好起来了,当然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太讲究建筑的文化格调,中国各省各县都需要有大量高水准的建筑学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快速改变人们不可忍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急功近利。”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汽车上看到街道两边已经很少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便言词激烈,没想到那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你们为了文化参观,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

    但是无论如何,女建筑学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后来她与我们,包括她的丈夫,达成了一些共识,譬如:既具备现代功能、又体现历史风范的经济型民用住房,不必单个设计,而应该提供一系列范本,供自由选择和成批生产;中国建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应该从过去那种非专业化的长官意志决定,转移到专家委员会的裁判上来;中国建筑业的全面兴盛,一定是在拥有了足够新型国际性建筑人才之后,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从宏观范围内捕捉民族传统信号,与现代需求的嫁接。

    这些共识,主要是从建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的,但建筑的事关及全民,因此必须获得法律的帮助,就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在那些国家,拆了不该拆的房,盖了不合适的楼,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当然,比法律更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欧洲,即便是在山乡农村,我们也会惊叹他们的整体审美水平,这便是几百年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大多不是发生在课堂。一个人不喜欢某种绘画可以不进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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