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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我们要干扰也干扰不进。他们的神态是,异香巨臭,无所闻也,山崩河溢,无所见也。但他们不聋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给他们加咖啡,总是立即敏感,谢得及时,眼神奕奕,面容雅静。

    这种情景,我们太不熟悉。我对导演刘璐说,谈话节目请稍等片刻,我要想想。其实我哪里在想谈话。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们时刻准备着老友拍肩,朗声寒暄;我们时刻准备着躲避注视,劝阻噪音;我们甚至,准备着观看窗下无赖打斗,廊上明星作态,聊以解闷。因此,即使我们这批早已对拍摄现场失去兴奋的人也无法想像别人对拍摄现场的彻底漠然、视而不见、形若无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有点明白。也许,人们对周际环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缩影。而这些更大的敏感,则来自个体无法自立的传统,来自对环境安全系数的较低估计。这事说来话长,但呈现方式却极具感性。

    街边路头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们自己也深刻在一种对比中了。

    这八个人,自成四个气场,每个气场都是内向、自足的,因此就筑成了一圈圈的“墙”——这个比喻萨特用过,还曾以此命题一个作品,但含义有所不同。我们七八个人进来忙忙碌碌,其实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气场而已。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他们可以与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却严守在各自的工作状态下互不关注。这确实与我们熟悉的许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无意于对别人的救助和招呼,却对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关注。

    问题是,既然在咖啡馆自筑气场之墙,为什么不利用家里的自然之墙呢?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热闹人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这种泛化的知觉构不成对他们的具体干扰,却对他们极其重要,无迹无形又有迹有形,几乎成了他们城市文化活动的前提和背景。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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