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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驻扎的军户补发了积欠十余年的税负;自第五年开始,朝廷则进入了后世称之为“败家子财政”的阶段:该年各省上缴税负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万两有余,朝廷拨给各地的投资俸禄及各赈灾款项则高达两千九百万两;国库超支一千一百万两有余,全部靠赔款与海贸调配。到第九年后,事情则进入到匪夷所思的阶段——各省的财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着中央拨款,自己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成!

    至此,“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形成了:历朝历代都是地方供养中央,现在一转攻势,居然变成了中央供养地方;往常地方掌握财源,还有能力与中央博弈一二,现在中枢朝廷握着所有省份的输血管,谁还能抵御内阁的意志?

    政治就是财政,财政就是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了钱袋子就掌握了一切。当中央财源空前膨胀之后,内阁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至此,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者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降临了——没有地域之分,没有门户之见,中枢可以随心所欲调配一切资源,借助大一统的制度发挥出无可思议的优势;合六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天下还有谁是中土的对手?

    也正因为如此,甲寅变法才被称为中华近代化的开端、新时代隐约的回响;宋元之后皇权不下县,封建时代封闭而又保守,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落到实际或许只有一二成;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脉络之后,内阁用尽浑身解数,却可以勉强将中央的意志落实三到四成——不要小看这区区一二成的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原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恰恰是因为每次变革中这一二成的优势。

    执行度的提升会优化整个系统运转速度,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一隅;实际上,当变法全面铺开之后,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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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涉及历史敏感内容,不适宜播放】

    真君砸了砸嘴,颇为不耐的划了一划,却见那大红字号的提醒依然顽固悬在空中,丝毫没有消失的意思,不觉大为扫兴。也不知道这天书是什么个标准,莫名其妙总会屏蔽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拒不播放,无论如何费力,亦毫无作用。

    ——有什么是他飞玄真君万寿帝君都不能看的呢?未免也太过见外了!

    所幸四面趴了一地,没有人敢抬头窥伺圣意;所以皇帝可以尽情的显摆脸色,发泄被隐瞒的不快。

    当然,这不快也只是一闪而过。作为一个即将有钱有权且永垂不朽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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