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手降下了车窗。

    “帮我在酒柜里拿瓶云顶交给潘叔。”

    电话那头应下：“是，需要交代什么吗？”

    陶年语气平和：“不需要，潘叔会处理。”

    电话挂了后，陶年平静的心像是被扔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子，没溅起水花，但泛起了层层涟漪，足以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某个夜晚，陶年从书房出来看到本该在港岛的杨则惟在吧台前独酌。

    厚底的威士忌杯见底，透明的冰球小了一圈，看来这人已经喝过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