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颈，两人衣衫不整，唇齿纠缠。其中一张，那个男人，我见过，是她口中一个颇受器重的年轻有为的实习生。照片的时间戳，清晰得像是判决书上的烙铁印——半年前！恰恰是我事业开始走下坡路、焦头烂额四处拆借资金的时候。

    原来早就开始了。我捂住嘴，一阵剧烈的反胃直冲喉咙。原来在我每一分汗水都还在幻想撑起这个家时，她已经找好了新的巢穴，开始在她的巢里欢快筑窝。

    三天时间像指缝里的流沙一样迅速耗尽，现实冰冷坚固，远胜于我所有的哀求、辩白甚至我撕开照片向她摊牌时的嘶吼。五十万我连五万都凑不齐！这间办公室已经是最后一笔能清算的财产。那些所谓的烂事，不过是资金链断裂时无奈的拆东墙补西墙，如今全成了她握在手中的致命筹码。

    谈判桌上，她甚至懒得抬眼看我哀求的模样，像处理一件不合时宜的垃圾，眼神里淬着冷漠的冰。当最后一丝微弱渺茫的希望也被现实的钢针戳破时，签字的笔尖仿佛带着烧红的铁，在协议书上烫下耻辱的名姓，也灼穿了我最后一点做人的体面。

    没有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只有冰冷的一锤定音。财产分割清晰无比：她卷走了几乎全部能动的现金和价值稳定的首饰，只给我留下一个几乎搬空的家和一身银行追讨的债务。房子也做了置换分割。她从银行贷出部分价值，将现金揣进自己口袋，仅给我留下空壳的房子和如山如海的债务。

    搬家那天是个阴天，灰蒙蒙的光线死气沉沉地照进曾经喧嚣的客厅。东西并不多，很快就搬空了，最后房间里只剩下我，还有客厅冰冷地板中央那只孤零零的廉价旅行箱。锁好门，金属锁舌弹入锁孔，咔哒一声。

    像一个世界轰然关闭。

    家再没有了。

    新的住处是一间三十平米的老破小出租屋，在混乱嘈杂的旧城区边缘。墙壁斑驳，永远散发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混合气味。窗外狭窄的巷子里永远充斥着粗鄙的叫骂、孩子的哭喊和无休止的喇叭声。我把旅行箱扔在墙角，像扔下一具被剥光尊严的尸体。

    酒成了唯一的救赎。廉价劣质的白酒，像火一样沿着喉咙烧下去，短暂地麻痹神经，烧尽最后一点清晰的痛感。清醒让人发狂，让我不得不一遍遍回放她的背叛、她的刻薄、我自己巨大的失败和无能——这个念头比背叛更可怕！

    我坐在发黄的、布满污渍的地板上，背靠着冰凉滑腻的墙壁。脚边堆满了歪倒的酒瓶，空的、半空的……透明的、褐色的玻璃碴子在昏黄白炽灯下闪着浑浊的